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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最爱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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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吃饭问题,唐中宗李显发了很大脾气。

大唐景龙三年(709年),由于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接连遭受水旱灾害、再次出现粮荒,于是,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的父亲唐高宗和母亲武则天,搬到洛阳“就食”,以方便接受江淮一带的粮食供应。

没想到,唐中宗却发了好大脾气,他愤怒地说:

岂有逐粮天子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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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来,“逐粮天子”还真的有,而且为数不少。隋唐两代,隋文帝就是“逐粮天子”的首创者。

隋朝开皇十四年(594年),关中地区发生严重旱灾,夏粮颗粒无收,为此,立都长安的隋文帝不得不带着一干王公大臣东移到洛阳就食,因为在当时,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地窄人稠,所产的粮食在平时就已经难以满足关中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,一旦出现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,关中地区更是经常发生饥荒和“人食人”。

鉴于关中地区出产日益不足的困窘,隋朝大业元年(605年),隋文帝的儿子、隋炀帝杨广发动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,从而掀开了隋唐大运河的浩瀚工程,以方便立都关中的帝国,接收来自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。

由于开凿大运河工程浩大,隋炀帝又急于求成使得民怨沸腾,因此唐朝人在论及隋朝灭亡原因时,普遍认为大运河工程,是促成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,对此,唐朝诗人皮日休在《汴河怀古二首》中写道:

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。

若无水殿龙舟事,共禹论功不较多。

在皮日休看来,大运河是惠及千古的交通工程,隋炀帝若不是急于求成滥用民力,其治水之功,甚至不亚于大禹,而大运河的核心功能,是由于从魏晋南北朝开始,中国的经济中心有逐渐向江淮地区转移的趋势,而定都关中地区的隋唐两代,正是通过大运河得以接收来自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,确保帝国的运转。

而此中,粮食运输是核心中的核心,因为缺粮一直是困扰隋唐两代帝国的魔咒,隋炀帝为了到江淮流域“就食”,甚至最终被困死扬州。

▲隋朝开凿的大运河,是此后历代中华帝国的生命线

中华帝国自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开始,此后两千多年间,帝国的首都一直在长安-洛阳一带来回摆动,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,一直在长安-洛阳一带。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,已逐渐不堪重负。

以长安城为例,西汉时,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,然而到了盛唐时期,长安城在巅峰时期,人口高达百万之巨。

与人口日益膨胀相对,关中地区的可耕地却越来越少。

当时,由于森林砍伐、水土流失严重、土地盐碱化、肥力减退等原因,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,从西汉时期的4.45万顷,锐减到了唐代宗大历年间(766-779年)的0.62万顷。

也就是说,相比西汉,人口膨胀高达400%的唐代长安城,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,却同比减少了3.83万顷,衰减率高达86.1%。

民以食为天,没有地,没有粮,定都关中长安的隋唐帝国愈发困窘。

618年唐朝建立后,尽管帝国新生,但缺粮的魔咒仍然像隋朝一样,时时困扰着唐朝历代皇帝。随着唐朝逐渐进入盛世,关中地区人口不断膨胀,而粮食的缺口也愈加扶摇直上。唐朝初年,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约为20万石(每石42公斤,约合840万公斤),最高峰时期,缺口达400万石(约合1.68亿公斤)。后来虽然有所回落,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,仍然高达100万石(约合4200万公斤)。

在此情况下,即使是在“年谷丰登”的丰收年份,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“人食尚寡”,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,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,以唐高宗为例,他在位共34年(649-683年),其中就有11年5个月是住在洛阳,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“就食”;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后,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683-705年间,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,其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,没有漕运之苦。

到了705年,宰相张柬之等人联合发动神龙政变,拥戴太子李显上位,武则天被迫退位。由于武周正式定都洛阳,为了恢复李唐,唐中宗李显于是在第二年(706年)便迫不及待地西迁回到长安。

回到长安的第四年(709年),关中地区就由于水旱灾害,再次发生饥荒。尽管唐廷紧急调运山东和江淮地区的谷米,但是由于路途遥远,“牛死十之八九”,运入长安的粮食却仍然严重不足。于是,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,大臣们集体请求唐中宗效仿唐高宗和武则天前例,东迁“就食”洛阳,由此惹得唐中宗发了好大脾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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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粮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唐帝国。

到了唐玄宗在位时期(712-756年),唐玄宗就有五次由于关中地区缺粮,而迁到洛阳“就食”。开元五年(717年),唐玄宗第一次前往洛阳“就食”前,当时长安城内太庙由于梁柱腐朽崩塌,为此唐玄宗认为是上天警示,就犹豫要不要前往洛阳,宰相姚崇于是劝唐玄宗说:

“王者以四海为家,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,百司供拟己备,不可失信。”

姚崇以“不可失信”的名义劝说唐玄宗东迁,但根本原因仍然是“关中不稔”粮食歉收供应不足。就在开元二十二年(734年)至开元二十四年(736年)第五次东迁洛阳“就食”后,唐玄宗终于受不了了,于是,他广召臣下商讨对策。

根据《旧唐书》的记载,当时的粮食运输,仅是从洛阳含嘉仓转运进入陕西,1石粮食就需运费五百文,早期长安城每年运粮20万石,就需要运费10万贯;而关中地区在高峰期粮食缺口达400万石,仅从洛阳到陕西一带的运粮费,就需要200万贯,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,而官吏为了催促运粮更是驱使百姓,使得民怨沸腾。

不仅如此,江淮地区的粮食、财赋,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,通过漕运供应到长安,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, 多风波覆溺之患,其失尝(常)十(之)七八。”

沉重的经济负担,和百姓的怨恨,以及运粮的损耗,使得从隋文帝到唐玄宗的隋唐两代帝国多位皇帝为了“就食”,一直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往返奔波疲于奔命,为此,唐玄宗试图解决这个问题。

于是,当时的京兆尹裴耀卿提出对策,一是在漕运经过的沿岸广设粮仓;二是优化漕运的办法,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,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,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,然后再继续船运。

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对策被付诸实施后,史书记载,按照裴耀卿的改革措施,唐朝在三年间共漕运粮食700万石,仅运费就省下了“三十万缗”。此后一直到安史之乱前,通过大运河加陆运的方式,每年江淮流域进入关中地区的粮食,都能达到200多万石的水平,基本满足了关中地区的粮食需求,从而使得地窄人稠粮少的关中地区得以粮食充裕,唐玄宗终于不用再为了“就食”东迁洛阳了。

唐玄宗为此非常高兴,此后,立了大功的裴耀卿被逐步升至宰相。

而在解决了关中地区吃饭问题的基础上,大唐帝国逐渐进入了开元盛世的最高峰,为此,诗人杜甫在《忆昔》中写道:

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尤藏万家室,

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。

▲帝国长安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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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史之乱,则使得大唐帝国的粮食运输再次进入困境。

755年,安禄山在河北起兵叛唐, “渔阳鞞鼓动地来,惊破《霓裳羽衣曲》”,在哥舒翰20万大军兵败潼关后,唐玄宗仓皇出逃。由于事出仓促,唐玄宗一行在离开长安几天后,就遇到了粮食不足的问题,以致当地百姓在献上一些粗粮后,昔日锦衣玉食的皇亲贵戚和王公大臣们,竟然争相用手抓着吃饭。

由于逃亡路上粮食问题越来越突出, 于是,太子李亨和大将陈玄礼利用禁军的不满情绪和骚动,逼迫唐玄宗处死了奸相杨国忠和杨贵妃,后来,诗人白居易在《长恨歌》中写道:

六军不发无奈何,宛转蛾眉马前死。

花钿委地无人收,翠翘金雀玉搔头。

君王掩面救不得,回看血泪相和流。

而杨贵妃之死,并不能拯救大唐帝国的粮食危机,随着安史之乱的持续发酵,叛军开始向位处江淮流域要冲的睢阳城发起了冲击,以求将大唐帝国的粮食生命线彻底掐断。

于是,为了保卫江淮流域这个大唐帝国的粮仓,守卫睢阳城的名将张巡前后坚守两年,与叛军交战400多次,最终因粮草耗尽、士卒死伤殆尽而被俘遇害。

▲安史之乱中张巡之所以死守睢阳,是为了保护大唐帝国的粮运通道和江淮地区

到了763年,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,但是大唐帝国的粮食供应,又出了大问题。

安史之乱后,唐朝中央所能控制的人口,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(755年)的891万户、共5291万人,锐减到了唐代宗广德二年(764年)的293万户、共1692万人。由于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,加上人民逃亡南方、或是躲避徭役“匿户”,例如李白就在《永王东巡歌十一首》中写道:

“三川北虏乱如麻,四海南奔似永嘉。”

这就使得大唐帝国的征税基础锐减了三分之二还多,为了恢复税收,于是到了780年,唐朝开始改变以往按照人头收税的办法,改而实施按照土地征税的“两税法”。

但是随着帝国对于人口等控制力的减弱和财收的锐减,加上安史之乱以后藩镇时常割据、阻碍大运河等粮食生命线的运输,这就使得大唐帝国此后时常进入命悬一线的危险境地。

当时,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以后,从关中地区到整个黄河中下游, “夫以东周之地,久陷贼中,宫室焚烧,是不存一。百曹荒废,曾无尺椽。中间畿内,不满千户,井邑榛棘,豺狼所嗥。既乏军储,又鲜人力。东至郑、汴,达于徐方,北自覃怀,经于相土,为人烟断绝,千里萧条。”

与此同时,不断崛起的吐蕃则趁着唐朝衰弱,不断侵入边境,甚至在763年一度攻占长安,尽管在郭子仪等名将的反击下,吐蕃最终退却,但是为了应对吐蕃的攻击,唐朝却因此不得不在边境陈列大量军队。

当时,吐蕃趁乱占据了唐朝的河西走廊和陇右等地,不仅掠夺了唐朝的大量土地和人口,而且深入到了关中地区的肘腋地带,成为了大唐帝国的心腹重患,此后唐朝与吐蕃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唐穆宗长庆元年(821年)的唐蕃长庆会盟才基本结束。

为了供养规模庞大的防御吐蕃和威慑藩镇的中央军队,唐朝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,而粮食供应就是其中的首要问题。

唐朝初期,全国军队约为 60万;安史之乱后的唐德宗建中元年(780年),军队总数为 七十六万八千余人;到了唐穆宗长庆年间(821-824年),唐朝军队已经扩张到了 “兵额约九十九万,通计三户资一兵”

尽管这时期唐朝中央政府能控制的户口增长到了335万户,但也仅有开元盛世巅峰时期的五分之二左右,户口、财源锐减,但要供养的军队却不断激增,这种“三户资一兵”的沉重枷锁,也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,并只有通过加重剥削百姓来解决粮食供应和征税等问题,但这又导致了人民继续逃亡“匿户”等恶性循环和财收继续减少等恶果。

▲剧照:大唐余梦

当时,为了应对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入侵,在朝廷收入锐减的情况下,大唐西北边境的军队士兵长期处于缺衣少食的境地。唐德宗建中四年(783年),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,唐朝中央于是调派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人前往助阵平叛。当时平叛的士兵经过长安,大多携带子弟,希望能得到一些赏赐养家糊口,没想到唐朝中央却仅仅供应粗茶淡饭应付了事,为此泾原士兵大怒说, “我们为朝廷去送死,却连饭都吃不饱!”

于是,暴怒的泾原士兵鼓动着攻破长安城,并杀死唐德宗的皇叔彭王李仅,和唐德宗的皇弟蜀王李溯,还大肆抢掠国库。唐德宗只得带着皇妃和太子等人仓皇出逃,尽管泾原兵变在第二年就被平定,但唐德宗却因此成为了继唐玄宗、唐代宗之后,第三位被迫逃离长安的大唐皇帝。从此以后,大唐天子的威严更加扫地,中央权力被进一步削弱。而唐德宗经过泾原兵变以后,更加猜忌将领,并大肆重用宦官掌兵,从而为后续宦官控制唐朝中央、多次刺杀皇帝打开了魔鬼之门。

因为粮食导致的兵变只是开始,泾原兵变三年后,唐德宗贞元二年(786年),由于漕运不济,当时关中地区再次爆发粮荒。因为没有饭吃,有的禁军士兵公开解下头巾怒掷在地上说: “把我们束缚在军队中却不给饭吃,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罪人!”

面对禁军的骚动,鉴于泾原兵变导致长安城破、大量皇族被杀的惨剧,唐德宗日夜忧心忡忡,这时,刚好韩混运送三万斛米进入陕西,在得知消息后,唐德宗喜出望外,特地跑到东宫,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:

“米己至陕,吾父子得生矣!”

4

在缺粮的魔咒下,大唐帝国陷入了循环死结。

安史之乱以后,由于帝国中央能控制的户口、税源锐减,这就使得唐朝更加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。为了征收更多粮食,唐朝则更加重农抑商提倡农业,这就使得商品经济始终受到重度的压制,无法为唐朝创造更多税源。

在这种愈加“重农抑商”的国策下,农民被压入了恶性贫困的死循环,因为帝国的边境战争、对内威慑藩镇和庞大的军队、政府开支都需要粮食供给,但供给只能是从农业、从农民来,农民不堪重负只能逃亡、“匿户”,这就使得政府收入更加减少,剩下的农民生活更加举步维艰。

对此,后来官居宰相的李绅(772-846年),就在广为人知的《悯农二首》中写道:

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

四海无闲田,农夫犹饿死。

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

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?

李绅的诗歌,正是安史之乱以后,唐朝农民在官府催粮等重压下,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的真实写照。

唐德宗贞元十四年(798年),关中地区大旱粮食歉收;随后贞元十五年(799年)郑滑地区又发洪水,诗人韩愈对于中唐时期的这些民间苦状,也在《归彭城》中纪实地写道:

“前年关中旱,闾井多死饥。

去岁东郡水,生民为流尸。”

民生艰难、长期艰难,于是,就在公元806年,当诗人白居易前往长安,拜见著作佐郎顾况时,顾况看着白居易的名字发了好一会呆,然后才说:

长安米贵,居住不容易啊!

面对中晚唐时期的民生艰难,白居易又在《杜陵叟》写道:

杜陵叟,杜陵居,岁种薄田一顷余。

三月无雨旱风起,麦苗不秀多黄死。

九月降霜秋早寒,禾穗未熟皆青乾。

长吏明知不申破,急敛暴征求考课。

典桑卖地纳官租,明年衣食将何如?

剥我身上帛,夺我口中粟。

虐人害物即豺狼,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?

在这首诗的注释里,白居易特地写道:伤农夫之困矣。”

鉴于关中地区长期缺粮,加上安史之乱后大量粮食产地被藩镇控制,于是在安史之乱后,国力大为削弱的唐朝中央不得已,将供应军粮的任务转向地方,“应须兵马、甲仗、器械、粮赐等,并于本路自供。”

另外,唐朝中央为了减少粮食运输的耗费,还经常将军队分散到地方供养,这就使得地方节度使更加得以从赋税到粮食,都掌控了军队的命脉。这种将军队供应权下放到地方结果,就是使得唐朝中央与地方藩镇“弱干强枝”的不利局面更加突出,从而加剧了藩镇割据和唐朝的衰亡。

在这种内外的困境下,唐僖宗乾符元年(874年),私盐贩子王仙芝在濮阳(今山东菏泽市鄄城县)起兵;随后875年,另外一位私盐贩子黄巢也在山东菏泽一带起兵响应,而两人得以募集大军,就是因为当时河南、山东地区持续多年大旱,而官府仍然催缴租税、差役,百姓仍岁饥,最终导致盗兴河南

▲黄巢之乱涉及大江南北,是给予唐朝的最沉重一击

王仙芝死后,黄巢带领军队继续转战四方,并于广明元年(880年)攻陷长安。由于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组织,导致没有稳定的粮食和赋税来源,这支流民军队始终未能稳定在某个根据地。在唐军的反攻下,黄巢军队随后又退出长安继续流徙,由于极度缺粮,黄巢的军队甚至一度以人肉为食,人大饥,倚死墙堑,贼俘以食,日数千人,乃办列百巨碓,糜骨皮于臼,并啖之……于是粮竭,木皮草根皆尽。

在唐军的合围下,黄巢最终于中和四年(884年)被杀,但唐末的这次流民起事,却使得唐朝遭受了极大打击。此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,而从黄巢军队中叛投唐军的军阀朱温最终日益坐大,控制了唐朝中央。

到了天复四年(904年),朱温最终强迫唐昭宗,迁都到了更靠近黄河水运的洛阳,以方便接收江淮地区的财赋和“就食”。两年后,公元906年,朱温又强迫唐哀帝“禅位”,随后朱温即皇帝位,灭大唐,改国号为大梁。

至此,陷入缺粮魔咒的大唐帝国,最终在各种恶性循环中走向灭亡。

粮也,命矣,古今皆然。

参考文献:

杜海斌:《唐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》,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

李维才:《唐代粮食问题研究》,山东大学2011年粮食问题研究

洪蔚:《古代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危机 》

吴宾 党晓虹:《中国古代粮食流通与粮食安全》,《安徽农业科学》2011年第6期

吴宾 党晓虹:《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分配与粮食安全 》

吴宾 党晓虹:《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对古代粮食安全的影响》

吴宾 党晓虹:《试论隋唐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嬗变,

王军、李捍无:《面对古都与自然的失衡:——论生态环境与长安、洛阳的衰落》

蔡云辉《战争与古代中国城市衰落的历史考察》

陈东:《唐长安城毁灭的历史地理考察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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